今年诺奖得主新作：当自由之门打开时，人们却向反方向跑去 | 谷雨推荐
▲ 瑞典时间2015年12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席新闻发布会。其非虚构新作《二手时间》中译本即将出版。
编者按
苏联解体已逾二十年，俄罗斯人重新发现了世界，世界也重新认识了俄罗斯。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已经不在乎梦想，不再像90年代他们的父辈，关心信仰。二十年来，人们看了崭新的俄罗斯，但她却早已不是任何人曾经梦想过的俄罗斯了。
《二手时间》通过口述采访的形式，展现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谷雨获中信出版社授权，刊出本书两段节选。
▲《二手时间》 作者：[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 吕宁思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二手时间（节选）
作者： 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死亡如爱情
亚历山大·拉斯柯维奇 ，军人、企业家，移民，二十多岁。
我第一次想上吊，是在七岁那年，因为一个盆子。
妈妈在盆子里煮果酱，煮好后把它放在凳子上。我和哥哥跟猫咪穆思卡玩，那只猫像幽灵一样飞快越过了盆子，我们却撞了上去……爸爸去参加军事演习了，妈妈那时候很年轻，看到地板上的一滩果酱，就开始大骂当军官老婆的倒霉命运，说不得不住到这么遥远的萨哈林。那里的冬天，积雪有几米厚，而夏天只有一种叫牛蒡草的植物陪伴她。妈妈挥舞着爸爸的军官皮带赶我们出去。“妈妈，外面在下雨，谷仓里的蚂蚁都会咬人。”“滚出去！滚出去！马上滚！”哥哥跑到邻居家躲起来，而我认真地做出决定：上吊自杀。我进了谷仓，从篮筐里找到一根绳子。第二天早上他们进来，就会看到我吊在那里了：瞧吧，坏蛋们，给你们看看！这时候，穆思卡从门外挤进来。喵喵……我的宝贝穆思卡！你来可怜我了。我抱着它，我们俩紧紧依偎在一起，直到早晨。
爸爸……爸爸是干嘛的？他就知道抽烟、看报纸。他是一个航空团的政治副团长。我们跟着他从一个军营转移到另一个，住在军官宿舍里。那是长长的一排红砖营房，千篇一律。每个军人身上都散发着皮鞋油和“西普”牌廉价花露水的味道，我总在爸爸身上闻到。爸爸转业回来那年我八岁，哥哥九岁。武装带刷刷响，大皮靴咔咔响。如果我们会隐身，从他的眼前消失就好了！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在我们家里它就是“我们的父亲”。
“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从哥哥开始问。
“嗯……这架飞机掉下去了。但是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爬了出来，他受伤了。靠吃刺猬维生，躺在沟里……”
“沟？什么沟？”
我提醒哥哥：“五吨重的炸弹炸出的一个弹坑。”
“说的什么啊？这是昨天那段。”我们都被爸爸严厉的声音吓得一哆嗦，“今天呢，就是说，你们今天没有读？”
接下来的画面就是：我们三个人围着桌子跑，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一个大的，两个小的。我们脱下裤子，爸爸用皮带抽我们。（停顿）毕竟我们所有人都是受电影教育长大的，对不对？我们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电影和音乐中长大的。爸爸带回来的那些书至今还会引起我的过敏反应。每当我在别人家的书架上看到《真正的人》和《青年近卫军》一类的书，我就会体温上升。唉！爸爸就希望把我们扔到坦克下面去，就想着我们快快长大成人，参加红军去打仗。
没有战争的世界对爸爸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需要英雄！只有在战争中才有英雄，如果我们兄弟俩中有一个人像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那样断了两条腿，他会感到很幸福，他就没有白白活一生……生命就有了成就感！我想，如果我违反了誓言，在作战中动摇的话，他会亲自枪毙我的：“你的命是我给的，我也能拿走。”爸爸一直有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想法，盲目爱国，爱国没商量！在我的整个童年，爸爸都教育我活着是为了保家卫国，但无论他怎么说，都无法把我的思想调整到战争上面，调整到像条狗一样去用自己的身体堵塞一个大坝的缺口，或用肚子去滚雷区。
……
爸爸给了我们每人一顶军帽，每到周末就放军歌唱片。哥哥和我就得坐下来听，看着爸爸的脸颊上滑落下“不轻弹的男儿泪”。每次爸爸喝醉了，都会给我们讲同一个故事：英雄被敌人包围了，打到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把这颗子弹射向自己的心脏。讲到这里，父亲总是像电影上一样倒下去，一条腿挂在凳子上，然后也掉下来。这很可笑。但是父亲清醒时总是很生气：“英雄牺牲的时候有什么好笑的。”
我可不想死，小时候每次想到死都很害怕。“男子汉必须做好准备”，“保卫祖国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什么？你不知道怎么拆卸组装冲锋枪？”对于爸爸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耻辱！哦！我多么想用乳牙去咬一咬爸爸的皮靴，打他咬他。为什么，他要在邻居维契卡面前让我光着屁股挨打，还骂我是“小娘们”？！我有一双完美的足腱，我想学芭蕾舞……爸爸却为伟大思想而服役，就好像所有人都长着同样的脑子，都为了没有裤子只有步枪的生活而骄傲……（停顿）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早就长大了……可怜的爸爸！现在的时代，生活早已改变了，当年表演悲剧的地方，现在上演着喜剧和流行大片。爬啊爬，啃嫩芽……猜猜他是谁？阿列克赛·梅列西耶夫，依然是爸爸最喜欢的英雄。“孩子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玩耍/卫生员波塔波夫被残酷折磨……”我父亲仍然抱着这样的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但是还不服老。我们一起吃晚饭时，他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他对我发起的首轮攻击，等待我回应。爸爸需要斗争，否则他的生命就会失去意义。他必须举着红旗冲上街垒！我们和他一起看电视：日本机器人承担了挖地雷的工作，一颗，两颗……这是科学技术的胜利！是人类智慧的胜利！然而，爸爸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难过，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技术。突然，就在现场报道结束前，机器人犯了错误，地雷爆炸了。正如常言道：“看到工兵跑，只管跟他跑。”机器人没有这样的程序。爸爸困惑不解的是：“怎么把进口设备给毁？难道我们的人员还不够吗？”他有自己的死亡观。爸爸一辈子都是为了完成党和政府的任务而活着，他把自己看得比一个铁钉还轻。
在萨哈林，我们住在一个墓地附近。我几乎每天都听到哀乐，看到黄色的棺材。营房里有人死了，身上盖着大红布，那是一位飞行员。红色棺木越来越多。每下葬一个红色棺材，爸爸就带回家一盒录音带……飞行员们都到我家来。桌子放着嚼碎的“公牛”牌烟叶，闪闪发光的玻璃杯里满是伏特加。他们反复播放录音带：“我，机上异常……引擎开始……”“转到第二个。”“它不工作。”“尝试启动左发动机。”“不行……”“右发动机…… ”“右发动机也不行！”“弹射跳伞！”“机舱内灯光未复位……他妈的！嗯，嗯……啊啊啊……”
我一直想象，死亡就像是从难以想象的高度跌落：唉，唉，唉……喂喂喂……有一次，一个年轻飞行员问我：“小子，你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吗？”我吃了一惊。我以为，我一直都知道。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孩点篝火时把子弹扔了进去，一下就炸开了！于是他就这样……我们去给他送葬，他躺在棺材里就好像在装死，仿佛每个人都在看他，他却不理睬任何人……我无法躲开这些目光，好像我生来就知道。也许我曾经死过？或者是我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常坐在窗边，看着那些人怎样被抬到墓地：红色的棺木，黄色的棺木……我对死亡深深地着迷，想象过很多次。死亡散发着“公牛”烟草和吃了一半的鲱鱼和伏特加的味道吧。但死神不一定是带着镰刀的没牙老太婆，也许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我看见她了。
美丽的专政和水泥中的蝴蝶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C，地区党委第三书记，49岁。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秘书告诉我，“老大”（第一书记）请您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老大办公室的电视开着，声音很大，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BC，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ГКЧП）名册。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他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戈尔巴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老大”发话了，决定不开早晨例行的工作规划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等待，我实话告诉你，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当然现在的谈话有新主题——关于自由，自由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
（前几天我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变革开始了，允许搞合作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了。这下子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其他人一起租用普通洗衣店，就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然后烘干并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一切都没变，这些个牛仔裤倒爷很快就会来指挥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他们会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座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俄国哲学家、作家、革命活动家。尼古拉·普拉东诺维奇·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政论家、革命活动家。二人为终生好友，继承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反对沙皇专制和农奴制，提倡“俄国式社会主义”，后流亡海外。——编者注]，现在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9点，“老大”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我们的血都流走了……”“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美丽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我们想要好生活？去你的吧！忘了吧！”（沉默）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笑）我们大家必须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要读列宁和马克思，还有他们的使徒。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和歉疚呢：“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连别人的眼睛都不敢看，那是一双胆怯的眼睛，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官僚……他们能拯救国家？还能拯救苏联的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在电视屏幕上，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如今我们成了第三世界国家了，人们还大喊“叶利钦！叶利钦”吗？他们以为将生活在美国和德国，其实是住到了哥伦比亚。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大家背叛了她……在一千五百万党员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但是对方就有领导人，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祖国已经没有了，这里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2个月前，新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纽尔（Sara Danius）向世界宣布，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注：瑞典学院负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丹纽尔打电话通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个好消息时，后者正在家里熨衣服。
专访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萨拉·丹纽尔：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因政治获奖
作者：崔莹 来源：腾讯文化
和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萨拉·丹纽尔也当过记者。她们都经历非凡：诺贝尔文学奖创立115年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第14位获奖的女作家。瑞典学院创办230年来，萨拉·丹纽尔是第一位就任该学院最高职位的女性。
腾讯文化：得知将成为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萨拉·丹纽尔：当时我的前任（彼得·恩格隆德）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长，他给我几个月的时间考虑。我当时很开心，像被人盛赞了一番。但我也要考虑我自己的生活。之后就是现在的样子了。
腾讯文化：你任职半年来，是否感到有压力？如何排解？我知道你曾经喜欢打篮球。
萨拉·丹纽尔：我从6月1日就任，到现在已经整整6个月了。我觉得压力的大小正合适。业余时间我通常和15岁的儿子一起过。我的儿子对体育不怎么感兴趣，他更喜欢读书和写作。我现在不打篮球了，但依然很喜欢篮球比赛。
腾讯文化：你是瑞典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常任秘书长，你对此怎么看？
萨拉·丹纽尔：喔，前任问我是否愿意担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并非因为我的女性优势，而是因为我的职业知识分子优势。当然，能成为瑞典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常任秘书长，这件事本身也很有意义。230年来，终于能有一位女性就任瑞典学院的最高职位，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腾讯文化：你之前在斯德哥尔摩的大学里研究文学和美学，现在的工作和你的学术工作是否差异很大？
萨拉·丹纽尔：是有很多差异。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是全职的工作。我喜欢教书，如果可能，明年春天我会兼职教书（估计会占用我全部工作时间的十分之一）。我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现在不过是向学校请了事假。明年春天，我将开始写一本关于普鲁斯特和同性恋者的书。
腾讯文化：今年秋天，你通过电话，将获2015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当时她有什么反应？
萨拉·丹纽尔：她的第一句话是：“太不可思议了！”
腾讯文化：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阿列克谢耶维奇的？
萨拉·丹纽尔：很多年前，我读过她那本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注：《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在瑞典学院任职后，我读的她的第一本书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我读过她的全部作品后，它依然是我的最爱。
▲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腾讯文化：你读的是什么语言的译本？
萨拉·丹纽尔：瑞典译本。她所有的作品都有瑞典译本。
腾讯文化：她作品的英译本似乎不太多。
萨拉·丹纽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在某些欧洲国家特别受欢迎。她所有的作品都被翻译成德语、法语、瑞典语……可没有怎么被翻译成英文。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清，但是这种局面一定会改变。
腾讯文化：你也当过记者。你如何评价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它们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萨拉·丹纽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借鉴了部分新闻报道、部分文学写作的体裁，把两者结合，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她的作品没有编造的成分，全部是人们那些具体的、个人化的时刻。她等了许久，别人才愿意和她分享。它们与哀伤、幸福、爱和痛苦有关。这些内容也是她想表达的。
腾讯文化：有些调查报道记者可能不服气，他们也在做类似的工作。
萨拉·丹纽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已经这样工作了四十多年。我认为像她这样自觉自愿花四十多年时间从事这类项目的记者寥寥无几。为了打动采访对象，让他们讲出那些珍贵的时刻，她可以采访同一位采访对象5次，甚至10次。
腾讯文化：你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吗？
萨拉·丹纽尔：我不会说她是记者。她创造了一种新的体裁，它是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产物（但不是虚构的）。她所驾驭的这种文学是广义上的文学。
腾讯文化：俄罗斯作家扎哈尔·普瑞勒平（Zakhar Prilepin）认为，阿列克谢耶维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她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她反对莫斯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有政治原因么？
萨拉·丹纽尔：没有。一百多年前，诺贝尔设立诺贝尔奖。当时他决定，要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那些具有伟大的“文学美德”（Literary Virtues）的作家。
腾讯文化：类似的争议，也在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出现过。
萨拉·丹纽尔：莫言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获奖。没有哪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因为政治原因得奖。正如上任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所说：“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都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你绝不会因为这些政治观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腾讯文化：你曾经研究过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乔伊斯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依然被认为是伟大的作家。而今天，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作家只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才能称得上伟大。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萨拉·丹纽尔：我不同意。每年都有几十、几百位作家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依然被认为是伟大的。没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并不比得了的差。
腾讯文化：在历届诺贝尔文学得主名单中，很少有获奖者来自非洲、亚洲和南美等地。瑞典学院如何尽力做到公正评选？
萨拉·丹纽尔：我想强调，诺贝尔文学奖是关于文学美德的。你说的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同时也要承认这样的现实：大多数作家（尽管并非全部）都来自欧美世界。至于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如非洲、拉美和亚洲）的作家为什么那么少？这确实是个问题。瑞典学院一直都很明白这一情况。
腾讯文化：其中有语言的因素吗？
萨拉·丹纽尔：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负责，它通常由五六位委员组成，他们全年都在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着。委员们的职责之一，就是找到那些不使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创作的杰出作家。对于这个问题，委员会一直都很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委员会的评委擅长十多种语言。
腾讯文化：擅长某种语言的委员会影响其他委员的判断吗？
萨拉·丹纽尔：当然。这个人或这些人的建议，都会影响委员会中其他人的判断。
腾讯文化：在你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萨拉·丹纽尔：我们挑选出一位杰出的候选人，然后考察他所有的作品。他的作品要有新意，比如作品的情景、语调或格式要新。
腾讯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认为瑞典学院目前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萨拉·丹纽尔：挑战？我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太大的挑战。
腾讯文化：从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创办至今，阿列克谢耶维奇是第14位获奖的女性。直到今天，一些女作家仍不得不用男性化名来发表作品，因为这样才会被出版商和读者重视。在当今社会，你认为女作家依然受到歧视吗？
萨拉·丹纽尔：是的，你说的很对。但假如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另外一番景象——在过去的25年里，诺贝尔文学奖三分之一的获奖者是女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变化，我感觉这种状况还不错。当然，还可以继续变得更好。
腾讯文化：女性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给诺奖带来了什么？
萨拉·丹纽尔：喔，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我不记得有多少评论关注她是女性获奖者（当然，这很重要），人们更关注她的作品内容。
腾讯文化：同其他类别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女性比例是最高的。为什么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显得更有造诣？
萨拉·丹纽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这和科学领域的招聘情况有关——从事科学、物理、医药等工作的男性更多。但我们也目睹这些学科在缓慢地变化。
腾讯文化：现代科技比如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会否对作家或其创作产生影响？
萨拉·丹纽尔：我觉得探讨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社交媒体存在大约10年了，其变化依然令人目不暇接。至于社交媒体如何影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再过10年，我们也许可以来一起讨论。
腾讯文化：你认为中国作家还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萨拉·丹纽尔：会的，迟早会！